2025年6月，广东江门快递员李师傅派件途中发现老人摔倒。他马上停车施救、拨打120，并陪同就医。谁能想到，一年多后，他被老人家属索赔92万余元，理由竟是三轮车产生的“气流、噪音、惊吓”等非接触因素可能致老人摔倒。
2026年9月，江门中院终审驳回全部诉求，判决书明确：“公民善举，不能作为推定侵权之依据”。这个判决守住的底线是：施救行为本身，不能成为肇事证据。
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此类案件的胜负手。事发路段属监控盲区，但交警证明三轮车无明显刮碰痕迹，老人在医院多次否认被车辆碰撞，家属在交警询问中也否认碰撞发生。索赔方自己的先前陈述已经否定了后来的主张。法院严格适用“谁主张谁举证”，没有让“高度盖然性”成为举证责任悄然转移的通道。
对照“彭宇案”的逻辑——“你没撞为什么要扶”——救助行为被推定为心虚，善意反倒成了需要自证清白的把柄。江门中院切断了这条推定链条：扶了，不等于撞了。
但司法底线的坚守，不等于行善成本的消除。
2026年8月，湖南祁东店主肖爱华帮扶进店休息时晕倒的老人，协助送医，老人因自身疾病离世。公安机关确认无外力伤害、排除刑事案件。然而经两次调解，无过错的店主被迫支付了1.9万元“人道主义补偿款”。媒体报道后，家属退款道歉，称“没有过错，是不需要赔偿的，我们如今认可这一点”。
法律上无责，现实中赔钱。当调解以“息事宁人”为目标，劝说无过错一方“花钱买平安”，传递的信号是：闹就有收益，不闹才是傻子。
有研究统计，2004年以来149起扶人纠纷中，诬陷扶人者达84例，但讹诈处罚率基本为零。84起恩将仇报案例中，仅1例受到处罚，且因违法者年满70周岁未予执行。“讹诈零成本”不是感慨，是有数据支撑的结构性事实。
破局需要三条线同时收紧。首先，举证责任不能松。深圳2013年即通过《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》，明确被救助人主张损害由救助人造成的，应当提供证据，没有证据则承担不利后果。杭州也以地方立法规定救人者无须自证清白。江门中院的裁判规则应当被提炼为可复制的司法惯例。
其次，调解必须先定责再定补偿。法律上无责，就不应让无责方支付“人道主义补偿”。调解可以化解纠纷，但不能以牺牲是非判断为代价。
最关键的是，讹诈要有反向追责。若能查明索赔方明知摔倒与救助者无关仍捏造事实索要财物，可依据《刑法》第274条追究敲诈勒索责任。问题不在法条缺失，而在司法机关往往将其定性为“民事纠纷”，主动介入意愿不足。
法律的使命，不是让每一个善举都变得“划算”，而是让每一个善举都不需要去算这笔账。有人倒了，就去扶——这应当是最朴素的本能，而不是一道需要权衡利弊的风险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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